教育、生育、身份与爱欲:残障群体不止于出门的权利 残健共融
来源:米乐m6平台 发布时间:2025-02-22 21:43:52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残障人士的数量超越8500万。尽管这一群体数量庞大,公共场所却鲜少出现他们的身影,是什么在阻碍他们行使出门的权利?或许,障碍并不在于残障人士自身,而在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文化观念的隔阂。当下,残障群体处于被遮蔽的社会边缘,他们面临的困境仍然难以被看见。残障人士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当下残障融合的发展又是如何?深度训练营推出“残健共融”系列,聚焦残障群体在基础设施、就业保障和数字接入等层面的无障碍现状,同时也把目光投向残障社群内部涌现的活力和新变化。通过这一个系列,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增进公众对残障议题的认识,并讨论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
作为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成员们共读了30余篇优质深度报道/深度文章,并针对残障议题展开思考与讨论。本次活动将会分享四期泛读总结,旨在分享我们的见解和发现,本文即是其中之一。阅读的意义不单单是去了解残障个体独特的生命故事,更在于获得一种视角的转换。
今天推荐北青深一度的这篇《被高校劝退的视障男生,与他“想被看见”的野心》,采写王子伊,编辑刘汨。
视障学生在追求普通高等教育的路上,会遇到多少障碍?记者以倒叙的手法,深入挖掘视障学生杨俊杰的经历,从他高考申请“合理便利”遇阻、艺考被拒,入学后因癫痫与视力问题被劝退等多方面遭遇展开,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视障学生群体面临的问题。作者把视障学生追求高等教育这样合法权利写作“野心”,揭示出残障群体面临的教育资源匮乏,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衔接不畅、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多层面社会问题。这篇稿子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只在最后几段提到一些解困方法。想听听大家读这篇稿子的感受,以及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从解困的思路来操作这篇稿件,可以怎么写?
张婷:很喜欢这篇稿子的一点在于,它不是我们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个残障人士身残志坚、历经辛苦最后圆梦的励志叙事,而是一个千辛万苦之后仍然“失败”的故事。它让我们正真看到这种失败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压迫加之在普通人命运上的困境。
温馨:如果这篇文章往解困方向操作的话,是不是能够从目前招收视障学生的高校入手调研一下,这群学生的招考方式如何,学生的培训方是如何让他们去准备考试内容的,这过程中的难题是怎么样才能解决的;考试院是怎么为这群视障考生出题的,这其中考虑到了哪些要素,又有哪些相应的调整;而愿意接收视障学生的校方又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一直被视为“康复明星”和“成功模板”,这种所谓的“正常”背后是聋人身份认同的割裂和聋人在社会中的困境。报道层层递进,从郑璇自小在家庭里接受“靠近正常人”的成长教育,到上大学后在接触更多聋人后产生“我是谁”的疑问和对手语的探索、接纳,然后进一步探讨聋人孩子家长、社会对于手语的“耻感”,以及当下聋人手语教育的艰难以及不合理之处。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郑璇所提倡的是社会要正视、重视手语,而不是让聋人孩子去“康复”、靠近听人、变得“正常”。报道也呈现了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家长们一心想让孩子变得“正常”,却忽视这给聋人孩子带来的痛苦;通用的手语工具书却并不是从聋人的视角出发去编写的(在这篇报道之外我也去查了别的资料,发现“这本《中国手语》的编委会里鲜有聋人”);聋人学校的聋人老师的缺位,社会、教育对于手语的忽视等。
无障碍的道路并非是让聋人群体去学习怎么样靠近听人社会。这篇报道最重要的是带来视角的转变,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聋人群体给予的关注、关怀并不是从以他们为本位的视角出发,仅仅把其想象成了一种“残缺”,而忽略了这个群体本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延续昨天泛读对于残障教育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章中同样讲到了聋人学校的困境,想听听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见解,如果要共同操作一篇解困式报道我们该如何去呈现问题并尝试解困?也想知道大家对于“无障碍”有什么想法?
丰翔宇:我之前读过一篇论文《章玉萍、崔竟、孙晓婷:众手揎哗:聋人的媒介生活与沟通困境》,才知道有些聋人是不学手语的,其家人是反对的。
肖林蕊:感觉手语很酷诶,我一直觉得就是另外一种语言形式,和外语没什么不同,会很羡慕他们掌握了这种技能。
周吴越:记得有一种观点,残障人士不是悲剧的可怜的病理性异常,而是社会并没有为有损伤的个人提供足够的支持。
今天推荐澎湃人物的报道《出门的权利》,记者陈媛媛,实习生代紫庭、杨纯希、张振宇、李奕萱,编辑黄霁洁。
这是一个关于残障人士维护自己下坡权利的故事,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亮点在于这篇报道非常扎实,主角张辰自十岁开始坐上轮椅之后面临的难题都有讲述,为我们呈现了他们生活的真实样貌,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路上很少看到残障人士”这个疑问。除此之外,不仅有涉及我们前两天所讨论的受教育问题,还提到了残障人士的价值和意义这一个比较新的点。
对于依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而言,家门的小台阶、需要转身过去才能按到一楼按钮的居民楼电梯,以及随处可见的各种楼梯,都大幅度提升了他们出门的难度。张辰家门口这个坡度不达标的无障碍通道显出一种形式上的人文关怀,而这种“关怀”更让其在维权过程中处处碰壁,正如文中所说“我们的祖国的无障碍建设经常是作为一种福利赐给残疾人和,但在国外是残疾人和健全人平等共享的权利”。
文章标题为《出门的权利》,主角也表示出门的意义就在于被看见“如果你从来没见过残疾人上班,那残疾人就永远上不了班”。所以想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中有看到过上班的残障人士吗?似乎像这篇文章的评论区建议一样,残障人士自己做生意,可能会更容易获得经济收入。
代紫庭(稿件参与者):这个选题我主要参与了一些资料收集和录音整理的工作。资料收集大致上可以分为过往报道、法律和法规、有关数据、论文这四个方面,关键词就集中在残障和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两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对稿子细节真实度的把控上。比如张辰楼下的那个坡道,究竟是否坡度过大,是否因为太窄无法通行,还有就是小区对无障碍建设是如何规定的,做了哪几个方面的努力,比如投票提议改通道,要多少人同意,又有多少人同意,为什么其他人不同意。以及贯穿全文的,通过采访不同采访对象交叉验证事实,也通过采访不同采访对象去反映一个更全面的更真实更多元的张辰,避免对残障人士的悲情叙事。
丰翔宇:上次我们学校举办活动,邀请了两位残障人士来做分享,其中有一位坐轮椅来的老师,她上楼的时候要求我们帮助,上台演讲也需要有人把她抬上去,因为那个坡道太陡了,很危险。
温馨:是的,我觉得解决无障碍通道还只是第一步的问题,比起出门,其他的问题远比这个复杂(当然这个也不轻松)。
今天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北青深一度2022年发的《一个视障者的600万双陌生眼睛》。这篇稿件讲述了借助Be My Eyes这样的平台,志愿者为视障者提供帮助的故事。第一部分从视障者罗文聪视角出发,讲述了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BME可提供的帮助。第二部分讲述了另一位视障者林召展和志愿者宁矇的故事,点明这个软件满足了视障者希望寻求陌生人帮助的心理,以及指出了视障者和志愿者之间有的沟通问题。第三部分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帮助是基于尊重而不是同情。
今年10月底冰点周刊也发了一篇同题报道《一个人的810万双眼睛》,它首先用了很短的篇幅讲述BME平台诞生的目的和现状,而后延伸到这个软件目前使用的问题:其一是提供帮助者人数远大于被帮助者,即等不到电话。这原因是部分视障人士受教育程度低,不善于使用电子设备。其二是电话接通后与视障者的沟通存在问题,志愿者困惑于如何通过语言描述来帮他们,如何明白他们的处境和心理。最后一部分则讲述了视障者和志愿者们通过这一个软件所收获到的东西。
2022年,BME平台志愿者只有600万,今年志愿者已超越800万。相较而言,北青主要从视障者/受助者的角度来写的,强调这个软件旨在提供一种出于尊重而非同情的帮助;冰点则是以志愿者视角为主,探讨了目前存在的问题。
但比较遗憾的是,两篇稿件几乎都没有关注到问题该如何被解决。比如有人假借这样的平台实施诈骗,或是讲述低俗恶趣味的东西,该如何惩治?视障者们申请这样的平台要说明材料?它的审核机制是啥样子的?为什么国内不能开发这样的软件?这个软件怎样能更方便快捷易用?如何促进志愿者与视障者们的有效沟通?总之,读完以后我还有很多疑惑没有被解开。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BME这样的平台,此前我在小红书刷到很多次关于它的帖子,有志愿者讲述始终没接到电话的心情,也有分享第一次帮助别人感到开心的经历。对于视障群体而言,它是一次能够被接受的有益尝试;对于志愿者而言,它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次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但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把这么多的助人者和受助者更好地连接起来?
张婷:看到了评论区说一些软件下载存在系统壁垒,苹果手机有自带的盲视辅助,那么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机在这方面做的如何?也让我有点好奇。
温馨:将两篇同题稿件放在一起对比分析,这种分享好棒哦。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app,我很好奇它如何与视障人群建立连接,如果能在视障人士的社群里面传播的话,就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帮助。
今天想分享的是“成骨不全症”患者——张志军的故事。莓辣这篇《骨折过三十次的我,如何去爱他人?》聚焦于残障人士的“性”议题。这一路,张志军遭受的不仅是32次骨折的痛苦,而且在性认知上,他的心理也经历了从懵懂探索、受不良信息误导,到被家庭性教育缺失所困,一路迷茫伪装的过程。社会对残障群体存在刻板印象,将他们“孩童化”。这不仅导致残障者出行与社交受限,更使他们性需求遭到漠视与误解。
这篇报道,只呈现了志军的一面。志军曾来过我的纪录片课堂,和我们坐在一起。当残障青年真正进入课堂、与我们对话,临场感带来的震撼其实是远大于文字本身的,他把自己当作实验对象,通过口述史形式传递经验,这进一步引发了我对他这个人本身的好奇。我认为以下几点是有探讨空间的:
一是残健群体之间该怎么样相处?社会主流语境当中,充斥着“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这类话语。志军说自己在公园里闲逛时,会有老人家朝他“莫名其妙”地微笑、竖大拇指。但残障人士面对这样的情景会有一种异样感,或者说一种巨大的困惑——我真有那么优秀吗?
二是青年空间内,为什么没有残障青年的身影?志军做过一些关于尝试无“少数人”空间的探索与调研。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是董宇,不是“铁生”》里那位奔赴音乐节的轮椅青年。
三是如何讲述残障人士的真实故事?在课堂上,我举手问了志军一个问题——该以怎样的方式书写真实故事,使人物立体鲜活起来,而不是被身残志坚和自强不息的标签掩盖?他回答,突出病患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把 TA 放入不同空间、不同身份下进行生活细节的叙述。
四是作为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相处?在接触残障人士时,记者内心可能会存在某种未知的恐惧,时常担心“我这样会不会冒犯到TA”,恐老、恐弱、恐残,正阻碍我们去理解另一个生命个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可能恐的是“变老的自己”,亦或是糟糕的身体健康情况、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友好、标签、污名化……但无论如何,『平视的姿态』是很重要的,内心多份理解,少点恐惧,是记者必经的课题,也是报道本身的意义。
张婷:“当一个人拥有残障身份以后,只需要吃饱穿暖就行,性变成了一种更高级的需求”。好像有了“残障”这个标签之后,这就成了他们的第一身份,而其他更多的需求,包括性,还有昨天的分享里的更多享受快乐的权利好像就退而次之,成了房间里的大象,人们都避而不谈了。
这是人物在国际残疾人日推出的征集汇总,它不仅涉及先天性、后天的残障人士,还涵盖了因骨折、孕期、手术、病痛等问题造成身体被困住的有障人士。里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毕竟谁都可能会被困住,希望我们大家被困住的只是身体,依然能拥有自由快乐有尊严的生活。”
在前段时间的融合新闻报道课程中,我和我的小组成员们做的也是城市无障碍建设选题,我们正真看到,目前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性,依然带给有障人士们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压力。
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一位老师告诉我们,郴州有一座山开通了无障碍通道,可以让轮椅使用人群更好地享受景区。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赞叹,但在我们小组的讨论中有人说到,要实现无障碍的远不止景区。很多残障人士不愿意出门,是因为在他们出门的那一刻,就会有很多问题是需要他们去面对、解决。
还有一个老师曾问我们是不是知道为啥失去大拇指是一级伤残,而失去其他手指是二级或者三级?于是我分别尝试将大拇指以及其他手指翘起来去握水瓶,发现翘起大拇指时我的手完全不受我的控制,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焦虑甚至害怕。
对于残障人士,我们该具有更多的尊重、关怀、细心,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理解他们。
丰翔宇:里面有句话“不是不善良,而是不了解”,这样的征集打破了关于残障者的刻板叙事,任何一个人都有具体的被身体困住的体验和感受,或许这就是互相了解的开始,我还是通过这篇才知道机场饮水机对肢体残障者的有碍,才知道视障者也可以感受跑步的快乐。
今天推荐真实故事计划Pro的《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作者何欣依,编辑温丽虹。
这篇报道讲述了一位生育了10个孩子的智力残疾母亲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她的大女儿和其它家人的叙述撰写成文:
“吴敏儿出生在一个有着10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有智力残疾,在花季的年龄嫁给了40岁的父亲,吴敏儿是母亲生下的第一个正常存活的孩子。在差不多23年里,智力和孩童相当的母亲十度怀胎生子。
这是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一位弱势的女性,只能凭借自己的生育价值,在艰难的人世间生存。”
这篇文章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呈现了很多细节和当事人的感受,让人能对痛苦感同身受。作为一名身处落后地区的智力障碍女性,贡献生育价值是她的获得生存、认可、接纳的唯一方式,而生育过程中她个人的痛苦是难以估量且往往被她的家人忽视。尤其是作为结尾的母女对话中,生育确实让这个智力残疾女性在一个家庭中获得了归属和认可,能够生存下去,但不断生育的过程对于她而言还是痛苦的。在这一个故事中,只是进行真实的呈现已经足够有力量了。
丰翔宇:文中没有具体提及母亲的病情,似乎“母亲”的智力残疾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她可以和作者交流,说自己的感受,也做各种家务。反而“传宗接代”的观念对母亲的影响更让我感到无力,床单尿湿了风干,干了再用的画面冲击感真的很强。这篇文章是自述形式,很能引起共鸣,但也因此,我认为文章少了一些法律、医学、社会保障等层面的探讨,我们还需要关于问题溯源和问题解决方案的思考。
大家看完这些报道有什么感受?关于残障议题,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共鸣的经历与思考?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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